日本僧人荣西和尚西渡到中国进行佛法修行。当时政治时局相对稳定，江南各地的茶园，正处于旺盛的发展时期，北宋兴起的饮茶风尚，到南宋时早已普及到了民间。当时街头、驿站、寺院门前，只要肯出几文钱，随处都可以饮茶。而唐宋以来，寺院中僧侣为防止坐禅时打瞌睡的现象，饮茶更是早已成一种广为流行的风俗习惯。荣西求佛居住在天台寺一带，那里每年春夏都能看到茶农在茶园里从事采茶、制茶等活动。社会上下，僧俗同饮的场景，更是使荣西和尚受到很大熏陶。他在苦心钻研浩瀚的佛学之余，对于中国的茶叶研究也十分钟爱。
南宋绍熙二年（1191年）时，荣西拜别虚庵怀蔽大师归国时，除了带回很多佛教经典之外，也带回大量的茶树种子。归国后的荣西和尚，不仅在背振山·带种植了中国茶树种子外，还将茶籽转赠给山诚国的惠明上人。惠明上人在拇尾山也在中播种了茶种，拇尾山后来发展成为日本最著名的产茶地区之一。
为了向日本全国范围内推广饮茶之风，荣西在归国的第二年，还专门用日式汉字写出了日本的第一部茶书专著《吃茶养生记》，全书共二卷，献给了当时正在患糖尿病的镰仓幕府将军。这部《吃茶养生记》在1694年，即时隔五百年之后，终于以木刻版的形式在京都问世，引起了茶道界以及研究学习中国医术养生之道的人们的广泛重视，荣西也被称为日本国民健身法鼻祖，更有“茶祖”的尊称。“茶祖”之名，与我国陆羽的“茶圣”之名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实际上荣西的《吃茶养生记》要比陆羽的《茶经》晚了足足四百年。不论如何，荣西和尚在日本传播茶文化的功绩是功不可没的。他不仅将茶文化的传播大众化，同时还将中国的茶树种子播进了本国的土壤之中，从而使之在日本国生根、繁植，茶园蔚为大观。荣西的行为，为后来被称之为“茶道天才”的于利休创造出以“和敬清寂”为主旨的日本茶道文化奠定r坚实的基础。
中国没有茶道的规程仪式，但是我们都不否认中国也是有茶道的。有人将中国的茶道就称做“茶文化
”，其实两者还是有概念上的区别的，可以说茶道是茶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专门定义一个茶道意义上的茶文化，也是可以的。
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儒、道、佛为一体,三者之间是互相补充的多、相互抵触的少,从而使中国的茶文化内容非常丰富,从哪个层次、哪个方面讲都可以做出宏篇大论来。日本茶道则主要反映中国禅宗思想,当然也融进了日本国民的精神和思想意识。中国人“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这四条都是通过饮茶贯彻儒家的礼、义、仁、德等道德观念以及中庸和谐的精神。日本茶道的“和、敬、清、寂”,公开申明的“茶禅一位”,吸收了中国茶文化思想的部分内容,它规劝人们要和平共处,互敬互爱,廉洁朴实,修身养性。
日本茶道程式严谨，强调古朴、清寂之美；中国茶文化更崇尚自然美、随和美。日本茶道主要源于佛教禅宗，提倡空寂之中求得心物如一的清静之美是顺理成章的。但它的“四规”、“七则”似乎过于拘重形式，打躬静坐，世人是很少能感受到畅快自然的。中国茶文化最初由饮茶上升为精神活动，与道教的追求静清无为神仙世界很有渊源关系，作为艺术层面的中国茶文化强调自然美学精神便成了一种传统。但是中国的茶道没有仪式可循，往往也就道而无道了，影响了茶文化精髓的作用发挥和规范传播。所以一说茶道，往往首推日本。 “四规”：待客亲善，互相尊敬，环境幽静，陈设高雅。七则”：点茶的浓度，茶水的质地，水温的高低，火候的大小，煮茶的炭料，炉子的方位，插花的艺术。
茶文化包含社会各个层次的文化;日本茶文化尚未具备全民文化的内容。中国茶文化自宋代深入市民阶层,其最突出的代表便是大小城镇广泛兴起的茶楼、茶馆、茶亭、茶室。在这种场合,士农工商都把饮茶作为友人欢会、人际交往的手段,成为生活本身的内容,民间不同地区更有极为丰富的“茶民俗”。日本人崇尚茶道,有许多著名的世家,茶道在民众中亦很有影响,但其社会性、民众性尚未达到广泛深入的层面。也就是说,中国的茶道更具有民众性,日本的茶道更具有典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