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时，史料中关于茶叶的不多，因此略去不谈。两汉时，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出现了一些关于茶的专门介绍和记载，例如《尔雅》和《说文解字》之类字书以及一些医药著作和笔记小说。自汉代，我国的茶叶进入了有文字可据的信史时代，《尔雅》中有“苦荼”的释文。这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最早有茶的町靠和直接记载的国家。
两汉茶业的范围广大。陆羽《茶经》列举了四个汉代茶人“汉，仙人丹丘子、黄山君，司马文园令相如，扬执戟雄”。司马相如和扬雄，为西汉蜀郡成都人，而丹丘子和黄山君一寓浙东，一居皖南。而《汉书·地理志》也记载两汉时今湖南有一地名“荼陵”（今茶陵）的地名，陆羽在《茶经》引《茶陵图经》说“陵谷生茶茗焉”。这表明茶的生产和饮用已经从巴蜀经荆楚一直传播到了长江下游和浙江沿海一带。
两汉时，除了南方茶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和传播外，据推测在这四百多年间可能也会有少量茶叶流传到北方，可惜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很缺乏，比如关于宫廷饮茶的情况，能找到的现在只有《赵飞燕别传》中所写的赵飞燕梦见先帝“赐吾坐，命进茶”这样一句，不过这部后人编写的小说，是不足以作为信史来引用的。
从两汉不多的有关茶的历史资料来看，此时，我国茶叶生产、饮用和茶业的中心，仍是巴蜀，这一点可以从神爵三年正月十五王褒和家奴订立的《僮约》来得到证明。王褒在这份详细规定劳务的契约中写有“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荼”两句。
很明显，茶业重要产区和茶市的形成，标志着饮茶和茶业的发展。汉代饮茶和茶业虽然获得一定的发展，然而从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来看，茶（藓诧）仍然被列为药物，可见汉代茶的饮用，还保留这早期药用的一些原始性状，这说明汉代还处于我国茶的早期饮用阶段。
